自从能吃上几口饱饭开始，有些人就开始对以自然科学为根基的科技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腻歪感，于是就不免又要从被鲁迅老爷子强烈警告过的故纸堆里来找兴趣，其实要果真是兴趣倒也罢了，最终却不免将所谓的“国学”作为诱人钱财的遮挡。

一些有见识的昌明学者，自觉主动地远离所谓的国学，而另外一些，也许是为了弥补特殊年代里整个国家和社会对他的亏欠，则欣欣然享受这种迟来的“报复性”“荣耀”，好比前几天那个在十数名保安人墙中洋洋自得地阔步昂首的董宇辉小朋友。

纵观这许年的国学门面，大抵两类，一类是传统文化的技艺相关，如诗书画，词歌赋，另一类则是以塑人心性为目的的著作。前一类还好一些，后一类，绝大多数都是腐朽不堪的糟粕，甚至于连二十四孝、弟子规这种臭不可闻的货色，都又有人要在屎里用挖耳勺子试图出一粒半粒米仁儿来证明其也有可取之处。

南怀瑾，曾仕强，以慈眉善目、慢语轻言作为表象，来用半通不通乱七八糟的牵强附会来迷惑、侵蚀大批人众。其实只要想透一节，便可知这等所谓“智慧”的本来面目：这些所谓的处世之道，无一不是为了让你更会“做人”，在跟其他人的交往沟通中如鱼得水八面玲珑，不得罪人，也就不会反过来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最终还是聚焦于自己，目的也无非是保护各人的私利而已，可曾有只言片语教会你如何做事？如何才能把具体的事情做好（当然不会，因为那些在历史上属于“术”，是低级存在，是不被上流人/士人/文人所看重的）？于社会，于人类，有何贡献？

另一方面，改开以来，被铁拳强势压下的各种渣滓又纷纷泛起，无数历史人物被不明不白地追捧塑造成为了万人敬仰的圣人或者楷模。众所周知的民国“大师”，乃至更往前的王守仁、朱熹、苏东坡，再更前的孔丘、墨翟、庄周，各自又上神坛。

究其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从古至今，说真话的记载实在过于少见，出于蒙蔽百姓，愚弄群氓的稳定性要求，在成王败寇的思想指导之下，胜利者高洁纯净宛如白莲花，失败者肮脏卑鄙好似癞蛤蟆。只可惜，任何胜利者都不能千秋万代，都不能让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里按照它的期望去思想和记忆，于是隐秘的沉渣必然会泛起，有的是为了正义，有的是为了特立独行，有的是为了单纯猎奇，最终动静一大，又会被当权者视为异端，再次覆压。前面说的还只是思想界，以及学术界，其实即便是在政治领域，近些年也颇有不少人为蒋光头追思翻案，甚至近期连陈炯明都要被登堂入室，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为什么要造神？来自江湖与庙堂的两种原因都有。一种是自己的识见过于浅陋，又喜好猎奇并显摆，一旦看到一些离经叛道与自己以往的认知不一致的东西，就由于长期的审美疲劳加上宣传与感知之间的反差所导致的逆反心理而倾向于全盘接受。这些天的刀郎先生，甚至董宇辉，正是这种神。一种是高位者面对前一种人，发现教化启蒙实在是劳心劳力，还不如竖起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大神来让他们顶礼膜拜，自行奴化，当然了，如果时过境迁，环境变化了，神也还可以变换。看看对周树人的使用，跟洪秀全当年利用在心底其实恨得牙痒痒的杨秀清，区别并不算大。不管哪种神，信众们都会心悦诚服地献上自己由衷的赞美，并且由不得反对者说出哪怕一点点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在网络上，“虽远必诛”。

新加坡某人士说，中国将迎来全民弱智的时代。有时候不免暗想，是不是也并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