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下班，夜色已经降临，西边的天空上，鱼鳞状的乌云密布。李三火和我走在一起，我们一起想起了小学时一篇著名的课文《看云识天气》，现在，云倒看见了，明儿个什么天气，最好还是听人家权威机构的吧。更何况如何老师所说，有的组织已经有了日天的本事，天气是晴是阴大概已经有一半掌握在了我们人类的手中，看来人定胜天诚非虚言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云彩看不到了（因为进了地铁），老汉的心思突然停留在了学校。九月十日在望，教师节又将来临。四年前的教师节，我写了一篇短文向我能记起的几位可亲可敬的老师致以节日祝福；三年前的七月底，也曾有心思写一系列的大学生活回忆（后来搁下未果），何不在今天合而为一，写点有关老师和学校生活的东西？

和很多人一样，老汉的读书生涯也起始于那个叫做幼儿班的地方。村里的幼儿班，和大队的队部在一个大院子里。尽管我去上学的时候，已经抛弃了大队这个历史名称，而又改回了“村”的叫法，但是很多人仍然延续着叫那个大院子为“大队”。院子像个四合院，有一个大门，一个侧门。大门那边较少开放，一般都走侧门。里面的机构很杂，一进侧门左手边，是大队的阅览室，门上长年上锁，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过，也不知道什么人进去阅览过。趴在门缝上往里看过，有个小书柜，里面排着的几乎全是毛泽东选集。侧门的右手边，大概有三个房间。有一个房间的具体作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有一间是大队干部日常办公的地方，也是邮件报纸的集散地，后来上小学的老汉开始假装集邮，那儿就成了偷揭别人家邮票的重点场所；中间的一间，是个小卖部。小卖部是现在的说法，也就是东北地区的食杂店，当时计划经济的影响还存在，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代销站”，镇子上的大一点的国营商店（唯一的一家）叫做供销社。代销站里的商品很多都没有什么印象了，最深的记忆就是硬硬的糖块和动物饼干。糖块的品种只有一种，就是长方形的硬糖快，在嘴里含着含着还能出来洞，很锋利的边，不小心可能把舌头划伤。后来好像有了一种新月形的，是软的还是硬的就记不清了。去代销站的次数不少，不过都是很单调的跑腿任务，要么是打醋，要么是打酱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起打。重一点的，是打酱，母亲叫做挖酱。这个动词很贴切，卖的人确实是从大酱缸里用一个木铲子挖出来，甩到顾客的钵子或者罐子里。这个活儿母亲不敢让我独自完成的原因在于，那个酱钵子是个陶器，自身的重量加上新打的黑酱，恐怕我不能安安全全地捧回家。黑酱这种东西，好像别的地方不太用。它的作用主要是上色，味道则是咸。后来酱油越来越多，黑酱就逐渐被淘汰了。黑酱不能生吃，由此而导致我后来长期认为所有的酱都不能生吃，直到去了长春。写到这儿，那一间房间的作用也想起来了，应该是村里的卫生所，不过应该还有一个更革命化的名字，对了，“保健站”。里面有个水平不怎么样的赤脚医生，貌似叫云峰。按道理他应该是天天和上班一样守在那里的，不过村里得病的人并不是很多，大多数有了病也不想去看，在家忍忍就扛过去了，守在保健站通常无可事事。所以真正要找大夫的时候，保健站经常是铁将军把门，得到人家家里去找。

这一排房子的右边，就是大门所在的一边。是像军营一样建筑，貌似当初有防空的构想。后来不知怎么的，被人承包，成了酱色厂。红薯干好像是酱色厂需要的主要原料，院子里有时就会堆很多的麻袋，里面全是红薯干（红薯切片，晒干）。当时有的孩子嘴馋，就抠开麻袋口拿出来吃。老汉也凑过这个热闹，不过认为口感实在太差，吃了还会恶心，后来就放弃了。

代销站的正对面一排，是一个小二层楼。上面的一层也是经常锁着，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也从门缝里看过，光线太暗，看不清。据有些人说是当初民兵训练时候的家伙什。下面的一层，是大队的广播室。门外不远处竖着一根高高的铁杆，最上面是三四个大喇叭，我们都叫高音喇叭。队里有点事儿都会通过这个喊出来，经常能听到里面叫：“某某某，听到广播后到大队一趟！”要不就是“通知，通知，全体党员听到广播后速到大队开会”。后来这个广播室的作用就很小了，包产到户，队里的公用什物基本都作价卖给了个人，家家都在自己奔日子甜，所以高音喇叭相当沉寂，再到后来，铁杆子放倒了。播音室清理的时候，老汉捡到好几张唱片，有红的，有绿的。可惜当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拿回家就开始动剪刀，剪成眼镜片的形状做彩色镜片，还一个劲地抱怨，一个是怎么有纹路的地方不太透明，二个是太厚，铰起来很吃力，想起来真是可惜了。

最后，播音室的侧面，也就是进侧门顺着阅览室往前走的地方，是幼儿班的教室。老汉在六岁（应该是虚岁）的时候，被妈妈无情地领到了这个地方，开始了上学生涯。

（看来今天扯不完了，待续，希望不要无疾而终，坚持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