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与文字缘分，总的来说，基本上都是由于我的父亲。因此，在说文字的时候，免不了也顺便说到他老人家。父亲原来是邮电系统的，在我四岁左右，就退休回家务农了。父亲上过的几年高小，是他最基本的文化功底，重要的是，让他学会了一笔柳体。因为这一点，用老父的原话来讲，就是“到哪个单位，春联都是我来写”。我出生的实在是晚，没有能看上他给单位写春联的壮举。但村里的左邻右舍年底都会把裁好的或者没有裁好的红纸送过来，托父亲写春联。所以在年前的几天，我就会多一项任务，在父亲写春联的时候管摁纸，还要晾春联，干了以后再卷起来用小细绳扎起来。上学以后，发下来的新书都要让父亲帮忙包个书皮，包好以后，父亲还会帮忙帮到底，用他的那支钢笔在书皮上写上语文或者数学，几年级，以及我的名字。大人写的字总归和小孩儿自己写下的是不一样的，有劲儿啊，何况老爹的字还写得很棒。所以到了学校，别的同学每每看到我书皮上的字，总会有那么一点羡慕的神态。我对文字产生的最初的情感，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于是从小学开始，老汉的语文成绩通常就比数学好一点，别人得的常常是双百，我的数学总要少那么个一两分。接着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三年级的时候迷上了写空心字，翻腾老爸的字帖写正楷，上初中的时候练习草书、隶书、魏碑、篆刻，其他课都没有兴趣，就背新华字典，语文老师开始在老汉的作文里找到了生字……

说来也怪，老汉上了高中，才发觉自己其实是个理工人才，因为学校每逢考试政史地，老汉必头痛欲裂，其中又尤其以政治为最。老汉的一个好友李氏世东，与老汉正相反，而且他对付政治课考试的绝招是老汉再活三回也学不来的，他只用脸冲墙，拿起政治课本像老和尚念经一样嘟囔一天，第二天考试就绝对是高分。

在所有的偏文科的课程里面，如果说还有一门课勉强能说得过去，那就是语文。不过语文成绩不错归不错，可就有一样，作文不行。记得高二的语文老师名叫周治国，有一次给我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躺在床上”。说句实话吧，我只要一躺在床上，除了想睡觉没有别的。作文不好的原因是我后来才想明白的，因为我把语文按照精密科学来学习；文字二字，我更多的工夫花在“字”上。家父在世时，总说我是老鼠掉在了书箱里——不识字可是还咬字。他老人家这么说，是因为我经常会办一些捋虎须的事情，在给父亲回信的时候，告诉他的上一封信哪儿哪儿有一个错别字，有一回为了搞清楚一个字，竟然在来往数封信里一直纠缠不清，可见老父也和我一样属于咬字的范畴，最后以我把字典的内容剪下来粘到信纸上给他寄回去作罢。还有一些趣事，比如给二哥讲“洒水”的“洒”和“撒豆子”的“撒”的区别，给母亲说“长抓不懈”为什么用“长”而不是“常”等等。

再后来，还养成了一个毛病，听到一些口语里的词汇，常常会想它的写法和具体每个字的意思。比如母亲常用一个词形容我不爱劳动，不爱干活，用了不少时间才弄明白是“能推莫揽”四个字，主要的问题出在我们当地很少使用“莫”这个字，费了很多周折。现在做的工作，已经和方块字有比较远的距离了，可是依然老毛病未改，遣词用句往往会有考据癖。今天突然想起的这个词叫“急赤白脸”，虽然常听说，一直没有分析过它，今天一写出来，顿悟，发现其实是挺土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急得把白白的脸都急成红色了”，哈哈，好玩儿。